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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断言,在一个全新的君主国里——那儿是新君主的时候,为了保有这种国家而遇到的困难有大有小,这是按照获得这种国家的人的能力之大小而异的。由布衣一跃而为君主,就是以能力或者幸运为其前提条件,从而在这两者当中任何一者都会使得许多困难减轻几分,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最不倚靠幸运的人却是保持自己的地位最稳固的人。再说,如果君主没有其他领土而不得不亲身到那里驻扎下来的话,那就更为有利了。[14]马尔科·奥佩利奥·马克里诺(MarcoOpelioMacrino,164—218),217年谋杀卡拉卡拉成功后,为罗马皇帝,218年被杀死。[14]马尔科·奥佩利奥·马克里诺(MarcoOpelioMacrino,164—218),217年谋杀卡拉卡拉成功后,为罗马皇帝,218年被杀死。金沙注册登录我不是不知道,有许多人向来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命运和上帝支配的,以至人们运用智虑亦不能加以改变,并且丝毫不能加以补救;因此他们断定在人世事务上辛劳是没有用的,而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这种意见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更觉得可信,因为过去已经看到而且现在每天看到世事的重大变幻远在每个人的预料之外。

金沙注册登录[8]焦万尼·奥库特(GiovanniAucut,1320—1394)是英国武士约翰·霍克伍德在佛罗伦萨用的名字。此人曾参加英法战争,由英王受勋,后纠集队伍到意大利各国作为雇佣军,成为著名的“白衣连队”,参加多次战役,死于佛罗伦萨。可是人们会问我:罗马教会现在取得了这样大的世俗权力是何因缘?从教皇亚历山大时代上溯,意大利的主权者[1],——不仅被称为主权者的人们,甚至虽然是小小的男爵和主子[2],向来都轻视教会在世俗事务上的权力,而现今法国的一个国王对它却怕得发抖,因为教会能够把一个法国国王驱逐出意大利,并且使威尼斯人毁灭。虽然这件事情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觉得唤起人们回忆一下并不是多余的。可是假使在亚历山大教皇死时公爵身体康健,那么,一切事情都好办。在朱利奥二世当选教皇[16]的一天,公爵告诉我说,他事先已经预感到他的父亲死时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事前已经找到了万全的对策,唯独从没有料想到他父亲死时他自己也会濒临死亡。

[26]纳贡的人(Pensionario)或作“臣服的人”解,此指那波利的阿拉冈国王费代里科一世(FedericoⅠ)。毫无疑问,当君主克服种种困难和对他的反抗时,他就变成伟大人物。特别是当幸运之神要使一位新君主成为伟大人物的时候,他比一位世袭君主更加需要获得盛名,幸运之神就给他树立敌人,并且使他们从事反对他的战争,以便使他可以有理由战胜他们,并且凭借他的敌人给他的梯子步步高升。因此许多人认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一有机会,就应该诡谲地树立某些仇敌,以便把它制服,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伟大。《一起深呼吸》开放探班 首次演绎中国援外医生群像18张金沙注册登录军队希望君主用后一种品性对待人民,使自己能够获得加倍的军饷,让自己的贪心和残酷性得逞。因此,那些皇帝或者由于上代没有遗下伟大的声誉,或者由于自己没有本领获得伟大的声誉足以驾御军队与人民双方,他们总是被灭亡的。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新登帝位的人们面对这两种对立的脾气所做成的难局,于是自己光顾得满足军队,而对于损害人民则很少介意。这种作法是势有不得不然的,因为君主不可能不受到某些人仇恨,他首先必须避免受到广大人民的怨恨;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末必须尽最大努力避免受到最有势力的人们的怨恨。

可是,当君主和军队在一起并且指挥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他完全有必要置残酷之名于度外;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残酷之名,他就决不能够使自己的军队保持团结和踊跃执行任何任务。下面这件事情可以列为汉尼拔[4]的惊人的行动之一。他率领一支由无数民族混合组成的大军,在外国的土地上作战,无论在恶运或者在好运的时候,也无论在军队当中或者对待君主,都不曾发生任何龃龉。这并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他的残酷无情,同时他具有无限的能力,这就使他在士兵的心目中感到既可敬又可畏。但是假使他不是残酷无情的话,光靠他的其他能力是不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的。然而对此事缺乏深思熟虑的史学家们,一方面赞赏汉尼拔取得这样的成果,而另一方面却非难他取得这种成果的主要原因。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由于讲求军事,于是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的公爵;而他的孩子们[3]由于躲避军事的困苦,于是由公爵降为平民。因为不整军经武,就使得人们蔑视你,这是君主必须提防的奇耻大辱之一。这一点容后说明,因为武装起来的人同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是无法比较的。指望一个已经武装起来的人心甘情愿服从那个没有武装起来的人,或者没有武装的人厕身于已经武装起来的臣仆之中能够安安稳稳,这是不符合情理的。因为一方抱着蔑视的态度,他方抱着猜疑,这两者是不可能好好地相处共事的。所以,一个君主如果不懂军事,除了已经提到的其他不幸之外,他既不能获得自己的士兵的尊敬,而自己也不能够信赖他们。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贪婪,霸占臣民的财产及其妇女,特别使君主被人衔恨;因此,他必须避免这两件事情。当大多数人的财产和体面都没有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就安居乐业,君主只需要同很少数人的野心进行斗争,他可以有许多方法并且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人控制住。法国国王路易是由于威尼斯人的野心而被引入意大利的,因为威尼斯人想通过他的干涉获得半个伦巴第。我不想责难法国国王所采取的这个决策,因为他想在意大利获得一个立足点,而他在那个地方又没有朋友,不但如此,还由于过去国王查理的行动[14]使路易十二世尝尽闭门羹,于是他不得不接受自己能够得到的那些友谊。而且假如他在处理其他事情的时候没有犯错误的话,他这个意图是会很快地实现的。这位国王(路易十二世)由于占领伦巴第,立即重新获得了查理所早已丧失的威名:热那亚投降了;佛罗伦萨人成了他的朋友;曼托瓦侯爵[15]、费拉拉公爵、本蒂沃利奥[16]、富尔利夫人[17]、法恩扎[18]、佩萨罗[19]、里米尼、卡梅里诺[20]、皮奥姆比诺[21]等地的统治者,还有卢卡人、皮萨人、锡耶纳人,全都逢迎他,要成为他的朋友。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威尼斯人才能够察觉自己所采取的办法是多么卤莽!他们为了获得伦巴第的两个城镇,却使法国国王变成意大利三分之二的土地的统治者。

假使路易十二世不是由于夺取威尼斯人的领土从而犯了第六个错误的话,那么当他在世的时候,那些错误是不足以损害他的威望的。因为假如他不曾使教廷的势力扩大,不曾把西班牙人引入意大利,那么他使威尼斯人屈服是理所当然和势所必然的。可是由于他已经采取了那些办法,他就决不应该同意让威尼斯灭亡:因为如果威尼斯人强大的话,他们就不会让他人对伦巴第打主意;因为威尼斯人除非使自己成为那里的主宰之外决不会同意这种企图的:还因为,别国绝不会愿意从法国手中夺取伦巴第以便把它送给威尼斯人,而且不会有同两者为敌的勇气。所以,罗马人预先看到麻烦就立即加以补救,而且从来不曾为了避免战争而让它发展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不应该逃避战争,宕延时日只是有利他人。因此,他们要同菲利普和安蒂奥科在希腊作争,以免将来不得不在意大利作战。虽然他们当时本来能够避免这两场战争,但是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决不喜欢我们这个时代的聪明人口中常常念叨的“享受时间的恩惠吧”[10]这句话,而宁愿享受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审慎的恩惠。因为时间把一切东西都推到跟前:它可能带来好事,同时也可能带来坏事;而带来坏事,同时也带来好事。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必须选择第三种方法,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决定。对于这些忠告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为人要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谁愈敢言,谁就愈受欢迎。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再聆听别人的话;他推行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且对于自己的决定坚决不改变。任何人如果不如此行事,不是被那些谄媚者所毁,就是由于主张多变导致变革频繁,其结果是,他不受人敬重。马其顿的菲利普[2],不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而是被蒂托·昆托(TitoQuinto)所战败的那一个人,如果同攻击他的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强大相比,并不曾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他是一个勇武的人,他知道怎样结好于人民,怎样防止贵族为患。因此他对他们的战争维持了多年,尽管最后他失去了某些城市的统治权,但是他仍然保有他的王国。

因此,妥善组织的国家和英明的君主都非常注意不要逼使贵族背城借一,同时要使人民获得满足,心情舒畅。因为这是君主所必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一位君主如果带军队出征,依靠掳掠、勒索、敲诈和使用别人的财物,这个时候慷慨是必要的;否则士兵就不追随他了。正如居鲁士、恺撒、亚历山大一样,对于既不是你自己的财产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财产,你尽可以作为一个很阔绰的施主,因为你慷他人之慨淋漓痛快,不但无损于你的名声,倒是使你的声誉雀起。只有把你自己的财产挥霍了,才损害你自己。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因为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贫穷以至被人轻视,就是因为要避免陷于贫穷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因此,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却会给你带来这两者。因此,明智之士宁愿承受吝啬之名,因为它虽然带来醜名但是不引起憎恨,追求慷慨之誉,则必然招致贪婪之名,而贪婪之名则使醜名与憎恨两者俱来。金沙注册登录因此,一位君主应当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溜出一言半语不是洋溢着上述五种美德的说话,并且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君主显得具有上述最后一种品质,尤其必要。人们进行判断,一般依靠眼睛更甚于依靠双手,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你,但是很少人能够接触你;每一个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样的,但很少人摸透你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这些少数人是不敢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的,因为后者受到国家最高权威的保护。对于不能够向法院提出控诉的一切人的行动,特别是君主的行动,人们就注意其结果。所以,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当多数人能够站得住脚的时候,少数人是没有活动的余地的。当代的某一位君主[6]——我现在不便点名,——除了和平与信义之外,从来不宣扬其他事情,但是他对这两者的任何一者都是极端仇视的。然而假使他曾经遵守其中任何一者,那么,他的名望或者他的权力就不免三番五次被人攫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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